“没有立功。没有表彰。没有领导到医院看过我。科长换届了，新来的科长不认识我。”刘大志的嘴角扯了一下，扯出来的不是笑，是一种比苦涩更淡、比释然更浓的东西。“倒是你爸来看了我。你爸那时候还在刑警队，带了两只罐头来的，一只黄桃的一只红烧猪蹄的。”
    张建军的手指在膝盖上收了一下。他没有开口。
    “从那以后。”刘大志的声音沉下去了半度，沉到了嗓子眼底下的位置。
    “我就想明白了一件事。”
    他把空了的搪瓷缸子搁在桌上，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。
    “这条线上有贼，一直都有。你抓了一个，还有十个。你抓了十个，还有一百个。你把命搭上去了，贼还是在。你不搭命，贼也还是在。区別是什么？搭命的那个人，落了一辈子残疾，工伤认定上十四个字，连个同志辛苦了都没有。不搭命的那个人，平平安安退了休，拿了养老金，每天上午遛鸟下午钓鱼。”
    “你说说，哪个划算。”
    这个问题不需要张建军回答。刘大志也没等他回答。
    他的两只手臂撑在桌面上，上半身微微前倾，目光从张建军的脸上穿过去，落在了值班室墙壁上贴著的k117运行图上。
    那张运行图已经发黄了，边角卷著，用图钉钉在墙上。从临淮到广州的线路蜿蜒向南，沿途的站名用黑色的小字標著，密密麻麻，像一串被穿在铁轨上的珠子。
    他看了那张图几秒，然后把目光收回来。
    “我跟你说这些，不是让你听故事。”他的声音恢復了正常的音量，但语调里多了一种不容易辨別的东西。“是让你知道，你走的这条路，我走过。走到头是什么样子，我见过。”
    张建军的嘴唇动了一下。
    “师傅。”
    “嗯？”
    “这次不一样。”
    刘大志盯著他，等下半句。
    “这次不是一个人。”
    值班室的小夜灯在头顶嗡嗡地响了一下，灯丝的光闪了一闪，稳住了。
    刘大志没有接话。他靠回椅背上，两只手从桌面上收回来，插进裤兜里，搪瓷缸子孤零零地搁在桌面中间，杯底那个被菸蒂烫过的焦痕在灯光下隱隱约约。
    沉默又来了。
    这一次的沉默跟之前不一样。之前是一个人在讲述、另一个人在听的沉默，有方向感。
    这一次的沉默是两个人同时不说话，空气像被什么东西充满了，但谁都不去碰那个东西。
    外面传来对向列车经过的声音，车轮碾轧铁轨的咣当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，整节车厢被震得微微颤了一下。
    刘大志站起来。
    他没有看张建军。转身往门口走。
    走了两步，在门框前面停住了。
    右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手里捏著一张纸。
    巴掌大小，对摺了一下，纸面发黄，边角磨出了毛边。被人在口袋里揣了不短的时间。
    他把纸放在了门框旁边的桌角上。
    手指按在纸面上停留了一秒。然后鬆开。
    纸面上的油墨印子在手指按过的地方洇出来一点深色的痕跡。
    他没有解释。
    推开门，走了。
    脚步声在走廊里往远处走，一步一顿，跟来时候一样慢。鞋底碰到车厢连接处铁板的声音咚的一声，然后是弹簧门合拢的吱呀声，然后是越来越远的脚步，最后被车轮重新咣当起来的声音盖住了。
    值班室里只剩张建军一个人。
    他看著桌角那张纸。
    两秒后，伸手拿了过来。
    纸张的质地不是普通的信纸，是那种铁路內部用的带有横格线的公文稿纸裁下来的一截，宽约十厘米，长约十五厘米。
    展开。
    上面是铅笔写的字。不是刘大志平时填日誌用的蓝色原子笔，是铅笔。
    笔压偏重。字跡不算潦草，但也不工整，带著一种在晃动的列车上硬撑著写出来的歪斜感。
    第一行：
    “k117乘警组值班交接表，1982年10月至1985年9月，非正式备忘。”
    下面列了两列数据。
    左列是月份。从十月到来年二月，五个月份的数字被圈了起来。
    右列是数字。每个月份后面跟著两个数据。当月报案数和当月丟失金额。
    十月：报案4起，金额680元。
    十一月：报案5起，金额1120元。
    十二月：报案6起，金额1400元。
    一月：报案3起，金额590元。
    二月：报案2起，金额310元。
    下面一行空白后，是另一组数据。
    “同期三月至九月，月均报案数1.2起，月均金额不足200元。”
    十月到二月的月均报案数：四起。
    三月到九月的月均报案数：一点二起。
    差了整整三倍多。
    纸条的最下面，用铅笔画了一条横线。横线下方写了三行字。
    张建军的眼球在那三行字上面停住了。
    “每年10月至次年2月，k117失窃报案率为其他月份的四倍以上。”
    “在上述所有已知案件发生的趟次中，列车员谢宝生的排班记录出现率为87%。”
    “以上信息来源：十五年交接清单对比。未上报。”
    张建军的手指捏著纸条的边缘。
    纸面在指尖微微颤了一下。不是手抖。是风。列车重新启动了，连接处的缝隙里灌进来一股冷气，从半掩的值班室门缝里渗进来，掠过桌面，把纸条的边角吹得晃了一下。
    列车员。
    谢宝生。
    六號车厢。
    排班重合率87%。
    这个数字不是巧合。
    87%意味著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，k117发生盗窃案的趟次中，接近九成的班次里，六號车厢的值乘列车员都是同一个人。
    列车员的排班是轮转制的，同一名列车员不可能每趟都值乘同一节车厢。正常的排班周期下，一名列车员被排到同一节车厢的概率大约在15%到20%之间。
    而谢宝生是87%。
    只有一种解释。
    有人在排班表上做了手脚。或者，谢宝生自己跟其他列车员调了班。
    无论哪种情况，结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
    硕鼠帮在k117上不仅仅是流窜作案。他们在列车的內部运营体系里有眼线。
    六號车厢的列车员。
    灯光盲区最大的连接处旁边那节车厢的值乘者。
    夜间应该每小时巡查一次但实际执行率不到五成的那个人。
    如果那个人就是硕鼠帮的一环呢？
    不需要他亲自动手。他只需要做一件事。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，不巡查。
    不巡查就是最好的配合。
    一个不巡查的列车员，等於给硕鼠帮打开了一扇门禁。六號车厢在那两个小时里变成了一个没有守卫的走廊，核心成员可以在里面自由行动，不受任何干扰。
    张建军把纸条折好，夹进笔记本。
    刘大志在门口放下这张纸的时候，脸上是什么表情？
    张建军闭上眼回想了一下。
    不是如释重负。不是破罐破摔。不是“你想查就查去吧反正我不管了”的甩手。
    是別的。
    那张法令纹拉到底的脸上，在灯光里闪过的那个瞬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