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建军把笔记本合上，塞进口袋。
    凌晨一点二十分。
    张建军在六號车厢后部的过道里走著。
    这趟车的六號车厢换了一批旅客，面孔跟上趟完全不同。第十五排坐著一个戴棉帽的老头，第十四排坐著两个打牌打到睡著的年轻工人。
    鸭舌帽不在。深蓝夹克也不在。
    但张建军知道，不在不代表没有人在。
    他在六號和七號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三秒。
    弹簧合页门关得不严，缝隙里灌进来冷风和铁轨的咣当声。连接处的灯泡是二十瓦的白炽灯，灯丝髮黄，照出来的光连地面上的铁板纹路都看不清。
    他的耳朵在听。
    背景音：车轮碾铁轨的节奏声、远处车厢里的鼾声、通风口的低鸣。
    没有杂音。
    没有那种“沙沙沙”的连续摩擦声。
    今晚没有。
    张建军从连接处退回七號车厢，继续完成巡查。
    但他的腰带上多了一样东西。
    一根棉线。
    白色的缝衣线，从刘桂兰塞在帆布包里的针线包上扯下来的，大约三十厘米长。他在经过六號车厢第十五排的时候，弯腰“系了一下鞋带”，同时把棉线的一端绕在座椅铁脚的螺丝钉上，另一端垂在地面上，被座椅底部的阴影遮住了。
    棉线的顏色跟座椅铁脚表面的锈白色的漆几乎一样。
    不蹲下来看，不会有人注意到。
    但如果有人在这个位置蹲下来翻找什么东西，比如翻找一个折成三角形的烟盒，棉线会被碰动，位置会发生变化。
    凌晨三点四十分。
    张建军第二次经过第十五排。
    棉线的位置没有变。
    今晚確实没有人来过这个位置。
    他直起身，继续走。
    天亮了。
    列车过了长沙，窗外的景色从丘陵过渡到了平原。水田里的稻茬秋收后留著半截，黄褐色的一片，远处有村庄的白墙青瓦在晨雾里若隱若现。
    七號车厢中段，一个女人在哭。
    不是嚎，是那种声音压在嗓子眼里、肩膀一抽一抽的哭法。
    张建军走到第五排。
    女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三十五六岁，黑色棉袄，头髮用一根橡皮筋扎成马尾，手里抓著一个布袋子。
    布袋子是用碎花布缝的，袋口有一条抽绳。抽绳是松的。袋子里面空空的。
    旁边坐著一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，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：“再翻翻包里，是不是放別的地方了？”
    “不可能。我就放在这里面的。一百三十块。一分都没动过。”
    她的声音碎成一节一节的，从牙缝里往外挤。
    张建军在她面前站定。
    “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    女人抬起头，看到他制服上的肩章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    “刚才。天亮了我要拿钱买盒饭，一摸里面空了。我昨晚十一点多还看过的，那时候还在。”
    “在哪个位置放的？”
    “这里。”她把布袋子举起来，指了指袋底。“我把钱折成一叠，用手绢包著，塞在最底下。袋口用抽绳扎紧了，整个袋子抱在怀里睡的。”
    抱在怀里。抽绳扎紧。手绢包著。
    钱没了。
    袋口的抽绳是松的。但抽绳上没有被拽过的痕跡，如果被人强行拉开，棉布的抽绳会在受力点留下一道摺痕或者起毛的纤维。这根抽绳的表面光滑、均匀，是被人一根一根手指慢慢拨松的。
    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    “我在衡阳的师范学校教书。”
    她的嘴唇哆嗦著，断断续续地说了下去。
    “这是我一个学期攒的。我要回合肥老家，我爸生病了住院，钱不够。我跟学校预支了下个月的工资，凑了一百三……”
    后面的话淹在了哭声里。
    张建军蹲在她面前，右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攥了一下又鬆开。
    一百三十块。
    1985年，一个中学教师的月工资大约在四十到六十块之间。一百三十块是她两到三个月的全部收入，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攒下来的。
    然后被人在凌晨的火车上，用涂著凡士林的手指，从她怀里的布袋子里取走了。
    他站起来。
    “你的钱，我记下来了。”
    女教师哭得说不出话，只能点头。
    消息在二十分钟內传遍了半列车厢。
    这一次没有恐慌性的骚乱。上趟车苏小曼广播的余威还在，旅客们紧张但没有失控，只是一个个缩著身子抱紧了自己的行李，眼神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在过道里乱转。
    值班室里，刘大志坐在桌后面。
    搪瓷缸子在手里端著，但没喝。
    茶水的温度刚好，冒著恰到好处的热气，但他的视线穿过那层热气落在了对面的墙上，半天没挪开。
    “又是六號七號。”他说。
    “是。”
    “又是半夜。”
    “是。”
    刘大志把搪瓷缸子往桌上重重一墩。
    茶水从杯沿溅出来几滴，落在桌面上的报纸上，把“人民日报”四个字洇出了一圈水渍。
    他没说话。但他嘴角那层常年掛著的笑彻底不见了。法令纹拉成了两道深沟，从鼻翼一直延伸到嘴角下方，像两条刀刻出来的河道。
    那是一张干了二十年、信奉“平安到站就是功”的老乘警，在自己管辖的列车上第二次发生同类型案件后的脸。
    功没了。
    平安也没了。
    门被推开了。
    苏小曼站在门口。
    她没有进来。就站在门框的位置上，一只手扶著门框，另一只手里捏著一叠旅客登记表。
    “刘副组长。”
    她的声音比上次低了半个调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来。
    “连续两趟车，同一条线路，同一个区域，同样的作案手法。我的考核报表上已经连著两个月是红色的了。我需要你告诉我，乘警组准备怎么办。”
    刘大志的手搁在搪瓷缸子上面，手指在杯沿上摩挲了一圈。
    “苏车长，我们正在……”
    “正在什么？”苏小曼打断了他。“上趟车你说登记上报、移交派出所。这趟车呢？还是登记上报、移交派出所？”
    刘大志的手指停了。
    他的眼睛终於从墙上收回来，看著苏小曼。两个人的目光在三步半的距离上碰在一起，空气里的温度往下掉了两度。
    “苏车长，我理解你的压力。但破案不是乘警组一个单位能解决的事情，这种流窜团伙的案子，需要上面统一部署……”
    “那就请上面部署。”苏小曼的声音依然不高，但速度快了一拍。
    “三个月了。八起了。你作为乘警组副组长，有没有拿出过任何一份有针对性的防范方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