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缝宽。洗过手。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。七號车厢第三排。
    蓝工装不在这趟车上。但深蓝夹克在。
    指缝的宽度是天生的骨骼结构，不会因为换了一件衣服就改变。蓝工装和深蓝夹克是不是同一个人？不確定。但指缝宽度一致，出现的车厢一致，时间窗口一致。
    三个一致。
    够了。
    不够抓人，但够记下来。
    张建军推开值班室的门。
    刘大志已经醒了，坐在桌边，搪瓷缸子端在手里，茶水是新泡的，热气从杯口往上蒸。他看到张建军进来，眼皮抬了一下。
    “怎么样？”
    “六號车厢的军人，四百二十块，確认被偷。五號车厢有人报失，还没核实。”
    刘大志嗞了一口茶，烫得嘬了嘬嘴。
    “五號那个我去看了。一个卖乾货的个体户，说少了六十块，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是被偷了还是在韶关站买盒饭的时候找错了钱。这种的登记一下就行，不好定性。”
    “六號那个呢？”
    “登记，上报。到站移交沿线派出所。”
    “程序是死的。人先到了再说，咱们能做的就这些。”
    张建军没接话。
    他坐在对面那把缺横档的椅子上，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翻到夹著卫生纸的那一页。纸面上那个比米粒还小的半透明斑点，在晨光里若有若无。
    “师傅，这个你看一下。”
    刘大志的目光从搪瓷缸子上移到了卫生纸上。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    “十三排过道扶手上提取的。凡士林残留。上趟车七號车厢的编织袋內壁上也有同样的东西。”
    刘大志放下茶杯。
    他没有接过那张卫生纸。而是盯著它看了三秒，然后把目光转回到张建军的脸上。
    那种目光，张建军在前世见过太多次。
    工地上，年轻工人提出一个改进方案，老工头看他的眼神就是这样的。
    不是否定，不是质疑，是一种“你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我懒得跟你较这个真”的疲惫。
    “收好吧。到站报上去，让技术部门鑑定。”
    刘大志端起茶杯，又喝了一口。
    k117在长沙站停靠二十分钟。上下旅客，补给餐车用水。
    张建军站在车门口协助旅客上下车，眼睛没閒著。
    深蓝夹克没有在长沙站下车。
    他在七號车厢靠窗的位置上坐著，毛巾搭在膝盖上，眼睛半闭著，一副补觉的姿態。旅行袋塞在座位底下，拉链拉好了。
    正常旅客的模样。比车厢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正常。
    这就是他最不正常的地方。
    凌晨两点起来洗手、洗脸、收拾利索，然后回到座位上装睡。一个普通旅客在凌晨两点起来去厕所，回来的时候是昏昏沉沉的、歪歪扭扭的、恨不得闭著眼走路的。不会把毛巾叠好搭在膝盖上，不会把旅行袋的拉链拉到头。
    只有做完了一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事情之后，人的身体才会进入那种“善后”状態，清理痕跡，整理物品，恢復一切正常的表象。
    列车於次日下午一点十七分抵达临淮站。
    张建军跟著刘大志走下站台，帆布包掛在肩上，里面十只白纸盒被衬衫裹著，稳稳噹噹。
    出站口的阳光比广州的柔，带著皖北十月特有的乾燥和凉意。
    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发黄了，从树冠上一片两片往下掉，落在站前广场的水泥地面上，被来往的脚步碾成了碎片。
    铁路公安处的办公楼在车站西侧三百米，一栋四层的灰色砖楼，外墙的涂料斑驳脱落，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水泥底子。楼前停著两辆三轮摩托，一辆侧斗里扔著半捆麻绳，另一辆的车座上坐著一个嗑瓜子的协警。
    治安科在三楼。
    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铺著一层薄灰，皮鞋踩上去留下清晰的脚印。墙上贴著“严厉打击车匪路霸”的红色標语，標语的右下角卷了边，露出底下更早的一层標语，那层是关於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的。
    王建国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门半开著。
    门板上钉著一块白色塑料牌，“治安科”三个黑字用毛笔写的，笔力沉稳，横平竖直，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人的字。
    刘大志在前面走，张建军在后面跟著，两个人在门口站定。
    刘大志抬手敲了两下门框。
    “进。”
    声音洪亮，从屋子里直接弹了出来。
    办公室不大，十五六平方米，一张铁皮办公桌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。桌上堆著文件、报纸、半杯凉透的茶水、一个玻璃菸灰缸里按灭了七八个菸蒂。桌子后面坐著一个人。
    王建国。四十八岁，面相方正，颧骨高，下頜线硬得像用刀砍出来的。头髮剪得极短，露出头皮上一道两厘米长的旧疤，那是部队时期留下的，据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猫耳洞里让弹片蹭的。
    他穿著便装，一件灰蓝色的確良衬衫，上面两个口袋鼓鼓的，一边装著烟，一边装著钢笔。
    看到刘大志和张建军，他的目光先在刘大志脸上停了一秒，然后移到张建军身上，多停了半秒。
    不是打量。是辨认。
    “卫国的儿子？”
    “是。”
    王建国的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算笑，算是一种確认后的放鬆。
    “坐吧。匯报。”
    刘大志坐下来，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对摺的牛皮纸信封，里面夹著几页手写的报案记录。
    他把信封拆开，抽出记录纸摊在桌上，用食指点著上面的內容，开始匯报。
    声音不急不慢，条理清楚。
    案发时间：10月x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。案发地点：k117次列车六號硬座车厢第十四排。受害人：陈志刚，男，22岁，陆军侦察连战士，因母亲手术需要携带现金四百二十元。失窃情况：军装內侧口袋金属暗扣完好，口袋內现金全部失窃。已採取措施：现场登记，受害人笔录，向沿线各站派出所通报。
    匯报到这里，刘大志停了一下，补了一句。
    “这个案子的手法不一般，暗扣不拆、不损坏，钱直接从口袋里被取出来了。我从警二十年，这种手法见过两次，都是流窜的老手乾的。临淮到广州这条线路长、站点多、旅客流动大，嫌疑人基本上是一票一换，上车动手、下站消失。”
    “所以呢？”王建国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。
    “我的建议是，增派人手，在武昌、长沙、韶关几个大站的进站口布控，重点排查有前科的扒窃人员。同时发协查通报，请沿线派出所配合筛查。”
    王建国的脸上没有表情变化。
    他从菸灰缸旁边摸出一包金丝猴，抽出一根叼在嘴上，划了根火柴，点燃。烟雾从鼻腔里喷出来，在办公桌上方盘旋成一团灰蓝色的云。
    “三个月了。”
    他说。
    刘大志的手指在膝盖上收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