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义：开局空降汉东成省一 作者:佚名
    第141章 绿意盈盈。
    新华路派出所的“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”，运行满一个月时，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人意外的成绩单。
    三十一天內，共受理矛盾纠纷类警情转介案件四十七件。
    其中，成功调解二十八件，正在调解十一件，当事人拒绝调解八件。
    最让人意外的是，那二十八件成功调解的案件，没有一件再次报警。
    数据报上去时，省公安厅有些不敢相信。
    他们派了一个调研组，蹲点三天，隨机回访了十名当事人。
    回访结果，让调研组沉默了。
    一位因楼上漏水与邻居闹了两年矛盾的老人，对调研员说：“那个调解员，第一次来，坐我家里听了三个小时。
    我把这些年的委屈全倒出来了，她一句没打断。
    倒完之后，我自己都觉得，那些事好像也没那么大了。”
    一位因討薪与老板发生衝突的农民工，在被拖欠工资三个月后，通过调解员协调拿回了八成工资。
    “以前报警，警察来了就问打没打人、摔没摔东西。
    没打没摔，就让我去法院。
    我一个打工的，哪有钱请律师？
    这次那个大姐，帮我算帐、陪我谈判、教我怎么说话。
    她说，你硬，对方也硬；
    你软，对方更硬；
    只有占住理、稳住气，才能谈成。”
    调研组把回访记录带回去后，省公安厅內部开了一次专题会。
    会上有人提出，这种模式能不能推广？
    但也有人担心：调解员不是执法人员，万一调解不成反而激化矛盾，责任谁担？
    爭论到最后，厅长拍了板：先在新华路派出所再试三个月，扩大调解员队伍，完善工作流程，积累更多案例。
    三个月后，请第三方机构评估，再决定是否推广。
    高育良得知这个结果时，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关於基层法院案件繁简分流的调研报告。
    他听完匯报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“听当事人说完——这件事，我们做政法工作的，其实最容易做到。
    但这么多年，我们忘了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“不是忘了。
    是顾不上。
    案子太多，指標太重，哪还有时间听人说三个小时？”
    窗外，春日的阳光照进来，在办公桌上投下一片明亮的、带著些微灰尘的光斑。
    王德福的小加工厂，正式成为那家长三角代工厂的供应商。
    合同签了，订单来了，麻烦也接踵而至。
    第一个麻烦是產能。
    月订单一万件，比他原来的產能高出三倍。
    他紧急买了三台二手设备，招了六个新工人，连夜培训。
    但新工人上手慢，废品率一度飆到百分之十五。
    第二个麻烦是品控。
    代工厂要求每天上传生產批次、质检数据、不良品分析报告。
    王德福买了台二手电脑，让上初中的儿子教他用excel。
    第一次上传数据时，他把“良品率”输成了“0.93”，系统没通过，订单被暂停。
    他急得一夜没睡，第二天天不亮就骑车去县城，找那个在对接会上认识的商务厅干部帮忙。
    干部教了他一上午，从怎么打开表格，到怎么复製粘贴。
    王德福学得满头大汗，但总算学会了。
    第三个麻烦，是他没想到的——同行。
    青石县还有几家和他类似的加工厂。
    以前大家各干各的，没什么交集。
    现在他接了万元订单，设备日夜不停，有人眼红了。
    一天晚上，他厂门口被人泼了一桶泔水。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他推开门，满地的油污和剩菜剩饭，臭气熏天。
    他站在那里，攥紧拳头，很久没动。
    有人劝他报警。
    他摇摇头，自己借了把高压水枪，冲了一上午。
    县里那位副县长听说了这事，亲自到他厂里来。
    副县长站在刚冲洗乾净的水泥地上“知道是谁干的吗？”
    王德福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知道。也是做加工的。”
    “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”
    王德福抬起头，眼眶有些红，但语气很平静：“报警了，他恨我。不报警，他可能还会来。
    但我想，他要是再来，我就找他谈。
    问他，是不是订单太难接了？
    是不是家里也难？
    如果愿意，我可以分一点给他。
    反正我一个人也做不完。”
    副县长愣住了。
    他看著眼前这个皮肤黝黑、双手粗糙的中年男人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    最后，他才说：“王师傅，你这想法，比报警管用。”
    一个月后，那个泼泔水的同行，真的来找王德福了。
    两人在厂门口站著说了半天话，没人知道说了什么。
    后来，那人开始隔三差五来王德福厂里帮忙，不要钱，就是学技术。
    再后来，王德福把一部分订单转给了他，两家合著做，產能翻了一倍。
    消息传到省里，沙瑞金在简报上批了一句话：“这是乡土中国的韧性。
    不是靠法律，是靠人心。”
    马春生的文章风波，並没有因为林惟民的“冷处理”而自动平息。
    那篇“编者按”转发后，又有几家自媒体跟进，话题逐渐从《脊樑》延伸到更广的领域。
    有人开始討论“主旋律创作的精神阉割”，有人影射“某些地方对文艺创作的不当干预”，甚至有人把话题引向了“意识形態收紧”之类的宏大敘事。
    宣传部舆情监测系统的预警等级，从黄色升级为橙色。
    宣传部长坐不住了，再次找到林惟民。
    “书记，舆情发酵速度比预想快。
    有些自媒体已经开始串联，打算搞一个『主旋律创作的困境与出路』系列笔谈。
    牵头的那家，和那家海外资金可疑的自媒体是同一伙人。”
    林惟民听完，没有立刻表態。
    他拿起桌上那几篇转载文章，翻了一遍。
    “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什么？”
    “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：主旋律创作之所以『不够深刻』，是因为创作者不敢触碰真正的『矛盾』。”
    宣传部长说，“这个话术很狡猾——它不直接否定主旋律，而是用『更高標准』来批评，让人不好反驳。”
    林惟民点了点头：“他们站的位置，確实很难反驳。
    因为从理论上说，谁不希望作品更深刻？”
    他放下文章，看向窗外。
    院子里，那几株银杏已经绿意盈盈，嫩叶在春风里轻轻摇曳。
    “但我们不能顺著他们的逻辑走。”